公私观念与农民行动的逻辑

公私观念与农民行动fl,,j逻辑贺雪峰[提要]本文通过对一个灌溉故事的解读，认为虽然构成中国人行动逻辑深层基础的公私观念并无大变，但快速的社会变车却改变了农民对“私”的范围的定义：失却了传统文化，以前作为私的宗族、房支现在却可能成为了公；同样，失去了”大公无私”的教育，村委会或村民组等建制内的认同就难以维系；结果是仅留下核心家庭这样一个层面的私，这就深刻影响了农民的实际行动选择，并影响了诸如农村水利等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关键词]公与私灌溉公共物品行动逻辑[中图分类号](2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6)01—0153—06中国人公私观念一直以来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费孝通说，中国乡下佬“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山。梁漱溟说：“西洋人是有我的，中国人是不要我的。……他不分什么人我界限，不讲什么人我界限，不讲什么权利义务，所谓孝弟礼让之处，处处尚情而无我。”；无论是费孝通还是梁漱溟，他们的意思都可以用林语堂的话来概括为，中国的家庭“是一个共产主义单位，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指导着自己的各项活动。互相帮助发展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一种道德义务和家庭责任荣誉感促使他们要互相提携”㈤。即是说，在私的范围内，中国人是无私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而在超出私的公的范围内，中国人又是自私的，是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的。公私观念构成了中国人行动逻辑的深层基础。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之中，即使构成中国人的行动逻辑基础没有变化，中国农民对公私范围的定义却有了很大的变化。2004年8月，笔者到陕西关中调查发现，关中农村与湖北荆门农村农民对公私范围的定义大有差别。荆门农民认为“兄弟伙也是平等的”，意思是兄弟关系也是具有平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间的关系，是按照现代的权利本位的法律进行规范的关系。而关中农村，兄弟之间的关系远非两个公民之间的关系，兄弟关系处于亲情、共同体内的感受、道德感以及由此形成的村庄舆论与道德力量的约束之中。或者说，荆门农村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公的关系，而关中农村兄弟之间的关系是私的关系。私的关系使公的东西得以保持，使公共事务容易达成，使损公肥私难以发生。公的关系则正好反过来山。2005年3月笔者到荆门调153查农村灌溉，再次感受到公私观念及其变动对农民行动逻辑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公私观念角度来解释当前诸如农村灌溉等公共物品供给中看似怪诞的农民行动逻辑的合理性。关于灌溉的故事H村泵站为周边10个村民小组提供灌溉用水，因为灌溉用水的公共品性质，泵站无法为耕地很少且分散的单个农户提供灌溉用水，农田灌溉一般要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进行。一个村民小组，三、五十户人家，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队演化过来的，这是一个相对于农户而言的公的单位。以村民小组这个公的单位为基础进行灌溉，就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2004年春天大旱，H村泵站周边10个村民小组都急于从H村泵站得到灌溉用水，抽签的结果，H村3组排到了最后。其他村民小组从H村泵站抽水时，水要流经H村3组的渠道，H村3组有些农户急于得到灌溉用水，便向那些正从泵站抽水村民小组的管水员说情，将流经H村3组渠道的水分一些给H村3组。管水员经不住私人的求情，往往会同意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H村3组农户从水渠边扒一个口子，将本村民小组所抽之水白送给H村3组。结果，H村3组竟然通过这种农户与管水员(从泵站抽水的各个村民小组的管水员)的私人关系，解决了2004年春旱抽水。换句话说，抽水顺序排在最后的H村3组，反而不需要花钱从泵站抽水，就解决了春旱灌溉：各个村民小组从H村泵站抽水，是按小时来计算灌溉费用的，一般一个小时100元左右，一个村民小组若要抽20个小时，即要花费2000元抽水的钱，这笔钱，要按田亩平摊到户，以一个村民小组有40户农户来计算，每户要承担约50元从泵站抽水的成本。二、对故事的解释H村3组的农户凭私人关系向各个村民小组的管水员求情获得“人情水”。以每个村民小组有五分之一的水作为“人情水”流到H村3组，就相当于从泵站抽水村民小组每户增加了10元抽水成本。换句话说，当H村3组农户向其他村民小组管水员求情放“人情水”时，这个管水员的个人利益也受到了损害，为了减少管水员私人利益的损害，请求放“人情水”的农户可能会买一包五元钱的香烟送给管水员。放人情水，还增加了管水员与请求者之间的私人关系，落下了“讲义气，够朋友”的名声。也就是说，即使管水员放“人情水”，个人经济利益上受到损害，也可能因为人情收益(增加了私人友谊、关系等)而得到好处，这样来理解普遍出现管水员放“人情水”的行为，就合乎理性行动理论预设的理性人逻辑。不过，还是有些方面需要讨论。当管水员作为村民小组的代表去管水时，他却可能为了私人关系或一包五元的香烟，而公然放人情水，拿公家的利益作私人的交易?这种管水员放人情水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也是人所共知的，是一种地方性的共识。当管水员为了个人利益而放人情水时，他是否及如何受到本村民小组集体利益的压力?或者说，管水员所在的村民小组农户是否会对管水员放人情水的行为感到愤怒，从而减少管水员私人收益的预期，而较为恪尽职守?从以上个案来看，管水员显然只是受到了较少村民小组内部的压力，而在依从一个更为广泛的地方性知识行事，这个地方性知识，至少为H村泵站灌区所公认共有。这个地方性知识是什么呢?我们来看H村3组农户与管水员是如何说的。H村3组农户想从管水员那里得到“人情水”，他一定认为这样做不会违反地方性的知识，而如此普遍出现“人情水”，就说明的确存在着一种地方共识，使得H村3组农户认为可以向管154水员提出“人情水”的要求而不会让管水员为难，相反，如果管水员不同意放人情水，则表明这个管水员不近人情。管水员都具备这个地方共识，因此会面对人情水的压力。，在H村3组农户和从泵站抽水的其他村民小组管水员的共识中，他们都认为，从泵站抽水是公的水，是一个村民小组的水。既然是公的水，而不是管水员个人的水，H村3组农户也面临天旱，就理所当然可以得到一些人情水。公的水，使想得到好处的H村3组有了提出“人情水”的理由，“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水，放一点给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公的水，使管水员无法拒绝“人情水”的要求，“又不是我一户的水，为何不做个顺水人情!”管水员所在村民小组的其他农户，当然会觉得管水员放人隋水损害了自己利益，他们也如管水员一样想，“又不是我一户的水，我何苦去干指责人得罪人的事!”，管水员有损全组村民的行为不会受到强有力的指责。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水是公还是私。村民小组抽水，是公的水，因为村民小组超出了户的范围。在中国农村，户一般是一个基本的私的单位，一户构成一个最基本的经济社会单元。如果一个农户抽水，则其他农户不可能去找这个抽水农户中的一个成员宋搭便车放“人情水”。其他农户不可能提出如此荒唐的要求，因为其他农户得一分好处，正是这个抽水农户失去的好处，除非提要求的农户比抽水农户更加需要用水。换句话说，如果户就是一个基本的私的单位，则这个按户来定义私的地方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就不可能产生放“人情水”的想法，因为一户“人情水”所得恰是另一户所失。三、进一步的讨论作为私的基本单位的户，也是由若干个人构成的，因此，最为彻底的私是个体的私，是个人理性的经济算计，但在中国今天的语境下面，在核心家庭内部，户是一个基本的私的单位，户内利益具有高度的共通性和可转移性，即具有高度的利益同一性。这个户对外计算利益时，不会以户内的个人来计算利益，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私”来计算利益，户内成员具有高度的自己人意识，户内一些成员的利益与另一些成员的利益，都是自己人利益，是“我们”的利益。如果一户以内相互算计，则这个户就要出现问题。户是由一些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人所组成的，不过，在中国的核心家庭内部，这些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人，仍然认同于“产”这个私的单位，他们个人利益与户的利益无逢隙联结为一体，个人认同户的利益并将个人利益融合进入户的利益之中。以户为单位形成的私，有助于降低户内共同面对生产生活娱乐事务时的交易成本。这种以户为单位形成的私，逐步成为一种关于户内利益一致性的意识形态，一种政治正确观，一种身体无意识。当户要面对较为庞大的家庭劳动，或家务合作对于解决户内生产生活娱乐十分重要时，户的单位会比较大。老田认为，中国大家庭的解体与打米机、织布机解放家务劳动，从而使大家庭的家务合作变得不重要，有相当重要的关系③。老田的这个认识是极深刻的。较大户的户内管理成本与户作为一个基本的私的单位可以获得的合作好处达到均衡状态时，较大的户可以存在下去。因技术进步(如打米机，织布机使家务合作变得不重要)，或因为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的经济人理念(以及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法律)渗进户内个人，而使户的管理成本升高时，大户解体，核心家庭便建立起来。在大产解体，核心家庭建立的过程中，以及更为普遍的，一个大户因为人口的增多而分解为更多的大户、小户，这些分解出来的大、小户便共有一些对这些户以外人来讲的私，比如家族墓地、共同的生产工具，以及宗族祠堂、族产等等。在大户分解为小户后遗留下来的对外人来讲仍为私的财产被外人侵犯时，具有私的身体无意155 i；T—÷：止识的家族或宗族会强有力地团结起来，去与侵略者“作战”。而如果这个私的身体无意识开始被理性经济人的理念所质问和侵蚀，则这个家族或宗族的团结就会出现麻烦。在传统社会，较少的流动，强有力的传统文化，较少的自外而内的市场强制力量及较少现代个体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使个体被产、联合家庭、房支、宗族所淹没，宗族械斗可能因为争夺一块很小的山头而大规模发生。或者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户、联合家庭、房支、宗族系列中，每一个层面都相对于另一个层构成了公与私的对立：户是基本的私，因为个人不被突出，个人被户所淹没和掩盖。联合家庭、房支、宗族均有一部分私的因素，虽然对内也有公的因素。宗族对宗族以外，则宗族内部就是一个私。对于私的利益，是不会允许外来力量所侵占，也不会允许内部成员去出卖的。如果在家族内有成员出卖家族利益，则整个作为一个私内群体的家族是不能容忍的。人民公社时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试图在中国传统公私范畴外另建一个强有力的建制，这个建制基础的生产队往往以自然村为单位，但即使自然村也完全不同于以户为基础建立在农户以上逐层展开的联合家庭、房支和宗族这佯的公私范畴。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认识生产队这个东西，生产队无法纳入中国传统社会认识中的公私观念之中。生产队是一个行政建制，正是生产队这个行政建制演变成为今天的村民小组。生产队在人民公社时期，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生活和娱乐单位。人民公社时期的教育，也是突出“大公无私”的公的教育，与市场经济逻辑中突出个人主义恰恰相反。国家为了借用人民公社体制来提取工业化的资源，也就不得不更进一步地强化大公无私的意识，要求农户认同集体的宣传教育，典型是学习雷锋、做老实人的教育。改革开放以后，强有力的公的教育没有了，由生产队演化而来的村民小组内的作为“大私”亦即公的意识迅速解体。村民小组内部的农户作为一个私的单位突现出来，而生产队的“大私”即“公”因此解体。生产队虽然只是三、五十户农户组成的一个单位，却不再具有传统中国农村宗族所可以获得的共同利益认同，理性经济人的算计及对这种算计的预期，使得村民小组内屡展出现无视公益(这只是一个极小范围内的公益。但这个村民小组内的村民面对本村民小组的利益，与面对更大得多的范围比如国家一级的利益，都表现出了强烈的麻木，这是与集体行动的逻辑非常不同的逻辑)的行为，集体公益因此破产，公然违规因此出现，乡村社会失序因此难免。当我们在以市场经济的个人主义逻辑来瓦解传统的公私逻辑，瓦解联合家庭、房支、宗族，更不用说是村民小组这个行政性建制的公私逻辑时，我们其实并不能给农户现代的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秩序基础。农产的收入太少，他们获得不起高昂的现代法律救济。四、农民行动的逻辑回到H村泵站灌区的“人情水”，如果我们用经济人的理性去理解管水员的行为，也未尚不可，因为管水员虽然个人物质听得仅仅是一包香烟，失去的个人物质利益更多，但管水员却得到了友谊，好关系以及没有背上“不够朋友”的坏名声。这个管水员的理性行动，在H村泵站灌区的地方性知识中，是很容易理解的，也是人所共知的。在这个地区，公私观是确定的，村民小组这个单位已被户这个基本的私定义为公，因此，替私谋公的行为不仅不会受到强有力的指责，而且可能得到好评。这种好评混淆了事实上作为一级私的村民小组的界限(关于村民小组是私的意识形态无法建立)，而使村民小组内部的公益行为难以达成，村庄社会一致行动能力因此下降。在中国人行动逻辑中，因为缺乏抽象价值和普遍信仰，人的行为是以私为前提的，作为私的利益，很容易为社会认可，如果不是私的利益，则这种行为会受到强有力的压力，典型的话就是156“关你什么事”!就是说，当一个人为非私的事情“出面”时，中国人的行为逻辑就会认为这种“出面”不可思议，缺乏利益基础及道德理由。另一方面，因为社会上需要有公的利益，需要有超出我们定义的私以外的利益，因此这个社会便不断地制造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侠形象，不断地提倡“大公无私”的精神，从而平衡掉一些中国社会中强有力的发自于私的行动逻辑。考察当今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一个关键是看地方性知识如何定义私。在当今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深层的以私作为合理性的行动逻辑变动很小，但对私的定义却在快速发生变化。一般来说，户依然是一个最基本的私的单位，在最高层次上，在某些地区如福建、江西农村，宗族还具有部分私的特征，在较多的地区，如黄淮海地区，以小亲族为基础的兄弟堂兄弟关系也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私，当一个地区的地方性知识所定义的私的利益被侵犯时，这个私的单位的成员会强有力地反抗，而不是仅仅从经济上去算计利益得失。由于这种对私利受损的强有力反抗，则构成私的单位成员不会出现像H村泵站灌区管水员一样行为，因为管水员放人情水，不仅侵害了私的利益，’而且深深伤害了这个私的群体的情感，管水员因此会受到强有力的指责。理性行为的管水员预期到这个强有力的指责，他就不会为了个人关系或经济利益而去放人情水，或者不认真管水而让其他人偷走了自己的水。维护私人利益的强大动力表现在宗族为争山争水而发生的大规模械斗上，以及当前农村最为普遍地发生在农产之间为一寸有争议宅基地产生的10多年的长期纠纷和矛盾上。总之，只要是侵害了私的利益，人们就会产生强烈的感情，就会在打不过对方时或者“往死里忍”，或者采用极端措施来解决问题。陈柏峰将之称为农村纠纷中的“暴力与屈辱”心，很有见地。而一旦涉及公利，则人们的行为逻辑会大大地不同。人民公社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建制，这个建制缺乏建立在深厚中国传统私利行为逻辑上的基础。毛泽东时代提倡大公无私，学习大寨，当然是一种平衡力量，这种平衡力量一旦取消，人民公社的解体也就十分正常了。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将个人从超出个人的私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人，个人主义逻辑不会承认建立在个人以上的一层又一层的私的行动逻辑，而以一般的普遍模式来建立个人之外的行动逻辑，这个行动逻辑被经济学家假设为经济人。这个假设具有西方个人主义社会中的理由，但这个假设在具有5删年文明传统的中国，则要打下折扣，因为这个假设难以理解当地方性知识将私定义在超出个人这样一个层次时个人的行动逻辑。另一个方面，当中国人的行为被地方性知识的私所定义及规定时，公的方面就难以建立起来，尤其是现代的国家意识难以建立起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大的困境是以一个将私定义在超出个人规模上的传统社会来应对那些已经建立个人主义从而具备了民族一国家意识的现代社会。以个人主义及其上超强的国家意识，来对抗非个人主义及其上超弱的国家意识，其胜败其实不用再来讨论。毛泽东的功绩在于他用一个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结构(不仅仅是人民公社，而且包括土改这类打破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措施)将中国人组织起来，逐步建立了强大的国家认同。中国当前的困境在于，一方面，个人主义及其上超强国家意识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提，另一方面，在中国农村社会，农民要解决他们所面对的诸如灌溉等公共物品供给，却无法从公、私两方面获得救济。9亿农民是中国的大多数，9亿农民无法从公、私两方面获得基本的公共品供给，将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五、小结对于H村泵站灌区管水员放“人情水”的讨论小结如下：157曰雹置置誓署署雹]』8]—

文章来源：《灌溉排水学报》 网址: http://www.ggpsxbzz.cn/qikandaodu/2021/0513/774.html